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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蒙恬列传》
公元前210年，窃据大位的秦二世胡亥命使者持诏将支持公子扶苏的蒙恬下了大狱。使者入狱对蒙恬宣诏的时候，第一次称呼蒙恬为“内史”。这说明蒙恬此时的职务名义上仍是二千石卿的内史。
内史是负责掌管京畿治安的重要官职（汉武帝以后的左冯翊和京兆尹就是自左、右内史演化而来的）。可蒙恬自公元前215年，也就是下狱的5年前就奉了秦始皇的命令北逐匈奴，修筑长城，他事实上无法履行内史的工作职责：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而亲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
——《史记·蒙恬列传》
蒙恬长期驻扎在遥远的北边长城，而内史治理京畿，又不可一日暂缺。由此推断在蒙恬挂名内史的这段时间里，真正行使内史职权的应该另有其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显然不能当真把“内史”视为蒙恬的职务，只能视之为蒙恬的“职衔”——这个挂名反映不了蒙恬的实际工作内容。蒙恬的实际工作是受了秦始皇的差遣领兵出征，故而使者在狱中的对话，第二次称呼他便是“将军”。“将军”是秦始皇派给蒙恬的差，也就是他的“差使”。
之所以在职务之外又有差使，是因为秦国（朝）一直沿用的是临战命将的制度。关于这一点，《中国军事通史·秦代军事史》说：
战略决策权属于皇帝，战场指挥权属于将军（中略）。对统兵将领的任命也是这样，由国君临时做出选择和任命。（中略）将军独立自主的作战指挥权，仅仅限于作战期间，作战任务一结束，便立即交出兵权，脱离部队。
——《中国军事通史·秦代军事史》
为了杜绝高级将领在军中培植私人势力，保证秦君对国家军队的绝对控制，秦制规定，只有在军队遂行作战任务的时候，将领才会被临时赋予军事指挥的职权。一旦作战行动结束，将领的这一临时职务便遭解除。
既然指挥军队只是战时的短期任命，就意味着将军们平时必然另有职务。因此我们不妨把区别于职务的战时任命称之为“差使”。在《史记》对重大军事行动的记载中，凡称“将军”、“上将军”者，多半是指武官的差使而非职务：
秦闻马服子将，乃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龁为尉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公元前260年，秦将白起在长平之战进行到一半儿的时候悄悄抵达前线，从王龁的手中接过了秦军的最高指挥权。因为白起是爵为第二十级的列侯，地位远高于爵为第十级的王龁，因此白起就成了“上将军”。所谓“上将军”，意思是指挥权凌驾于诸将军之上。王龁出任尉裨将，也就是担任白起的副手。从将军变为裨将，只是调整了王龁的差使，而非贬他的职。
从《史记》的相关记载看，临战命将、赋予差使的制度不独为秦国所有，也不仅限于战国时代：
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救赵。诸别将皆属宋义，号为卿子冠军。
——《史记·项羽本纪》
公元前207年巨鹿之战前，楚怀王授予宋义的这个上将军头衔其实跟长平之战中的白起一样，也是差使。相应的，项羽出任次将，也就是担当了王龁的角色。至于“鲁公”，那是表明项羽的爵位。
“差使”这个战时职务的存在是导致《史记》对武官晋升履历记载不清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