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区蒙氏教育幼儿园(夷陵区幼教集团)
首先，差使只是对武官们的临时任命，不足以表明统兵将领的身份和地位。因此为了加强战场统帅的话语权，国君往往在委派差使的时候额外赋予统兵大将一个挂名的高级职衔：
乐毅还报，燕昭王悉起兵，使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以相国印授乐毅。
——《史记·乐毅列传》
公元前284年，燕、赵、秦等五国组成联军讨伐齐愍王。名将乐毅并将燕、赵两国军队向齐国济西发动攻击。此时燕昭王派给乐毅的差使是“上将军”，而《战国纵横家书》则记载“燕赵共相，二国为一”（《战国纵横家书》十七），证明为了加重乐毅统兵的事权，燕昭王和赵惠文王同时授予了乐毅以燕国和赵国的相国职衔。
对统兵将领来说，这样的加衔只表明职级和荣誉，并不意味着他能够实际行事加衔的权力：
（公元前205年）其八月，以信为左丞相，击魏。
（公元前204年）汉王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
——《史记·淮阴侯列传》
公元前205年至公元前204年间汉王刘邦先后授予韩信以左丞相和相国的职衔。但事实上，从刘邦封为汉王开始，直至他去世，行使汉国（朝）丞相职权的人一直都是萧何。尽管韩信拜为相国的时候，他的职衔看起来已经高过了右丞相萧何，但韩信却没有节制萧何的实际权力。
同时，授予韩信的两次加衔反过来证明了公元前206年刘邦在汉中筑坛，拜韩信为大将只是给了韩信一个“差使”。如果大将是实授职务的话，两次加衔就没有必要了。
武官们平时有“职务”， 战时有“差使”，并且还可能获得“加衔”。这就给史官的著述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后来人阅读这些历史文献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分辨武官们的这些个头衔究竟是“职务”、“差使”还是“加衔”。这很可能是造成《史记》对武官晋升履历记载不清的第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个影响司马迁记载的因素则有可能来自差使本身的特殊性。
对统兵将帅来说，他的成长履历应该主要体现在他所经历过的战斗任务当中。也就是说如果不能详细记录下武官们的战时差使，只是记录他们在和平时期担任的常职，那么这个履历对武官传记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比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载赵奢先为田部吏，后又奉命治国赋。这些记载就不足以让我们了解这位战国名将的军事素质究竟是怎样培养起来的。
然而，要详细记载武官的战时差使非常困难。高级将领们的差使或许更易在文献档案中保存下来，因为他们所负责的多半儿是大规模军事行动。可是对一个还没显山露水的未来将星而言，他作为下级军官参加的可能大多数都是小规模战斗。
这些无关于历史发展进程的小插曲很难在原始的文献档案中被反映出来，因此《史记》中绝大多数秦汉名将的履历模糊都发生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早期，这绝非偶然。
另外，差使既为临时任命，缺乏制度化的约束，就意味着任命的灵活性可能很大。比如《白起王翦列传》中记载，王翦统兵灭楚之前其实已经解职赋闲。就因为李信在前线遭遇惨败，秦始皇一句话就让这位白身将军出任前线统帅，负责指挥秦国的大部分军事力量。
再比如名将章邯。他在公元前208年（秦二世二年）之前一直做着少府。虽然这也是位列九卿的高级职务，但跟军队毫无瓜葛。可在陈胜的西征军进逼咸阳的情况下，章邯却获命出征，并在此后两年内实际担任了关东秦军的最高统帅。没干过军职的也能带兵，白身的人也能立马为帅，这就是差使的灵活性。
正因为差使的任命不像职务晋升有那么强的制度约束，公元前206年汉王刘邦才敢筑坛拜韩信为大将：
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