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对中国新教育的探索(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提出)
陈独秀(于和伟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中国长达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同时也彻底结束了以“读书做官”为目的的封建教育体制。但是旧制度消亡了,新制度却未能真正建立起来。一时间,“一言教育,贤者叹为空谈,不肖者詈为多事”。民国初年的教育事业,呈现出了混乱、迷茫的状态,
1915年,陈独秀自日本回国,着手创办《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前身),意图激发国民的“自觉心与爱国心”,开始了帮助广大国民文化觉醒的实践活动。同年10月15日,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上,陈独秀发表了《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系统地阐释了自己的教育思想。
陈独秀认为,作为一名合格的“教育家”,应该致力于整理教育。而整理教育,则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即教育对象、教育方针,教育方法。并明确指出“教育之方针者,应采何主义为归宿也”,“三者之中,以教育方针为最要”“如矢之的,如舟之柁,不此是图,其他设施,悉无意识”,足见其对教育方针的重视。
为了找到合适的教育方针,陈独秀对世界各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广泛研究。在对美、英、德、法、日等国的教育进行比较之后,他提出了选择教育方针的原则。“盖教育之道无他,乃以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易词言之,即补偏救弊,以求适世界之生存而已”。
在此原则之基础上,他提出了选择教育方针的四个标准:1.当了解人生之真相。2.当了解国家之意义。3.当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4.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随后,陈独秀对此四项标准,为当下的教育提出四项方针,即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和兽性主义。
所谓现实主义,就是唯物主义。陈独秀认为,欲要了解人生之真相,就要坚持现实主义,反对宗教虚妄,崇尚科学,反对迷信。自古以来,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对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种种现象的认识不足,人类长期生活在被宗教迷信支配的黑暗中。宗教以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麻醉人民大众的精神,使得人民大众长期陷入“轮回果报、原罪救赎”等精神泥淖中不能自拔。“人生真相如何,求之古说,恒觉其难通,征之科学,差谓其近是。”科学是破除迷信最有力的武器。“现实世界之内有事功,现实世界之外无希望,唯其尊现实也,则人治兴焉,迷信斩焉。”要想培养出适应拯救中国脱离贫穷落后、被动挨打之苦难局面的人才、适应现代社会建设和发展的人才,必须坚持唯物主义世界观,摒弃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所谓惟民主义,就是民主主义。陈独秀认为,欲要了解国家之意义,就必须坚持民主主义,反对封建专制。封建专制制度下,在反动统治阶级的威权压迫下,民众奴颜卑膝,唯命是从,虽有亿万之数却无法团结,如同一盘散沙,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只能沦为鱼肉任人宰割。欲要救亡图存,就必须推动人民民主,推翻封建专制。陈独秀指出,“十八世纪以来之欧洲绝异于前者,惟民主义之赐也。”而中国的当务之急,必须尽快施行以民主为基础的“国家主义”。“国家主义,实为吾人目前救世之良方”。他特别强调,“近世之国家主义,乃民主的国家,非民奴的国家。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也。”要用民主来塑造青年之魂,用民主来培育青年之心。
关于职业主义,就是提倡经世致用,改变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士农工商”等级贵贱的陈旧认识,大力大力培养工商人才。传统文化中的中国民众,士、农为贵,工商为贱。而陈独秀提倡的,就是要改变传统的四民分类,提高工商地位,发展多种职业,要让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他还尖锐地指出,那些“坐而论道”“游手好闲”,没有丝毫社会贡献的人,就如同三等流氓。政治家为上等流氓,士人为中等流氓,流氓为下等流氓。而当时的中国,恰恰是被这些“三等流氓”们所操控,焉能不丧权辱国,贻笑于世界之林!
所谓兽性主义,就是破除“养尊处优”的六朝文人习气,而代之以能够磨练身心的“艰苦奋斗”精神。旧式文人大都“手无搏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这种“身心薄弱之国民”,根本无法担当振兴中华、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陈独秀特别欣赏日本学者福泽谕吉的“兽性主义”论,列举出兽性主义的种种长处:“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这与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动身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成才观”,是一脉相承的。陈独秀所提倡的“兽性主义”,实质上就是主张教育要培养出勇敢、独立、自信、率真的“新青年”。而达到这一目的,势必要破除萎靡柔弱的“羊性”,崇尚刚猛暴烈的“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