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教育性支出的因素(影响教育支出的因素有哪些)
虽然延长产假有助于让女性有更多时间照看孩子，有利于家庭育儿，但如果延长产假带来的成本全部由企业负担，必然会导致企业尽量避免招聘育龄女性，从而加剧女性在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另外，如果产假过长，会导致女职工与职场长期脱节，过长时间离岗，可能造成工作技能下降，影响其返岗后的竞争力，这是女性养育孩子所要付出的机会成本。
目前中国家庭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主要由女性承担，她们很难在抚养孩子的同时兼顾繁重的职场工作。由于目前中国的社会环境对女性的生育不够友好，女性生育孩子要付出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过高，有些女性不得不放弃生育孩子，以换取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机会。这也是中国低生育率的原因之一。
目前在中国，3岁以下的托儿服务严重缺乏。若缺少托儿所，夫妻双方很可能需要有一方暂停工作照看孩子，然而，越来越多的家庭需要依靠双份收入才能足够家庭开支。原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普惠性托幼服务，把0-3岁婴幼儿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这将有利于减轻女性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
9、养育成本的国际比较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全国GDP总额为990865亿元，年末总人口为141008万人，人均GDP为7.03万元人民币。按照本报告的估算，2019年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这意味着，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刚年满18岁相当于人均GDP的6.9倍。按照本报告的定义，“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与“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刚年满18岁”是同义词。
表7是不同国家抚养一个孩子至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由于表7的数据年份不完全一样，所以只能作为参考比较。从表7可以看出，澳大利亚抚养成本仅相当于人均GDP的2.08倍，美国抚养成本相当于人均GDP的4.1倍，而韩国抚养成本相当于人均GDP的7.79倍。
中国的抚养成本相当于人均GDP的6.9倍，在表7所列出的国家中，高于除韩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现在韩国的生育率是全世界最低的，2020年生育率仅有0.84。
总的来说，抚养成本相当于人均GDP的倍数越高，意味着养育压力越大，因此生育率也往往越低，但也有例外。从表7可以看出，新加坡的抚养成本仅相当于人均GDP的2.1倍，为何新加坡的生育率仅为1.1左右呢？因为新加坡虽然是一个国家，但其实只是一个城市。2020年中国的生育率虽然有1.3，高于新加坡，但中国还有广大的农村地区，大城市的生育率远远低于新加坡，例如，2020年上海和北京的生育率分别仅有0.74和0.87。
10、理想子女数的国际比较
由于中国的养育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几乎是世界最高的，所以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也几乎是世界最低的。
表8所列出的国家中，绝大部分国家男女平均理想子女数均超过2个，而近十多年来多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中国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低于2个。下面举几个例子：
例1，根据原国家计生委公布的《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的数据，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3个，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78个和1.60个。
例2，根据原国家卫计委在2013年开展的全国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城乡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为1.93个，双独夫妇、单独夫妇和普通家庭的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79、1.83和1.95个。
例3，根据原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2016年，中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而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
OECD的理想子女数没有列出日本和韩国的数据。但根据KGSS（韩国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6年至2014年，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5～2.55个。根据JGSS（日本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1～2.60个。可见，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不但显著低于日本，也显著低于韩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