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教育性支出的因素(影响教育支出的因素有哪些)
例三，2021年10月21日，新疆石河子市政府出台《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方案》规定，对符合规定生育二、三孩的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各发放500元、10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岁。
例四，2021年12月20日，吉林省出台《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其中第10条规定：“实施生育奖励政策。支持各地依据现行普通公办托、幼机构保教费收费标准，对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家庭，在子女3周岁或6周岁前，给予一定比例的激励奖励，省级财政将根据情况给予适当补助。”第11条规定：“提供婚育信贷支持。支持银行机构为符合相关条件的注册结婚登记夫妻最高提供20万元婚育消费贷款，按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分别给予不同程度降息优惠。”
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是地方性的政策，而且力度远远不够，对于几十万到上百万的养育成本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只有中央政府才有实力给到实质性的养育负担的减轻。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估算，中国的养育成本收入比是6.9，而其他发达国家的养育成本收入比是2-4，如果按照未来的出生率是1%来计算的话，那就需要每年需要3-5%的GDP投入才能把养育成本比降到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具体计算是(6.9-2）/1%到(6.9-4）/1%）.这是几万亿的总投入，中央财政才有这样的财力。可惜的是，中央层面尚未出台发放育儿补贴的政策。我们建议，全国层面尽快出台减轻育龄家庭生育成本的政策。
13、减轻生育成本的具体措施
具体来说，减轻育龄家庭生育成本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几种：
1）现金和税收补贴
由于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我们建议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的方式并重，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由于收入较低者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减免税收不适用于低收入家庭，对于这些家庭，可直接发放现金补贴。
根据OECD的数据，2017年部分发达国家现金补贴家庭福利的金额占GDP的比重如下：英国2.12%，法国1.42%，瑞典1.24%，德国1.08%，日本0.65%，韩国0.15%，可以看出，欧洲国家现金补贴家庭福利的金额占GDP的比重远高于日韩，这也是欧洲国家生育率普遍高于日韩的原因之一。
可以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具体制定补贴政策：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与每月1000元的现金补贴。给与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每月2000元的现金补贴，直至孩子到20岁。对于二孩家庭，实行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家庭所得税和社保全免除（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
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20%左右，每年多生200万个孩子。
2）购房补贴
现在制约育龄夫妇生育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房价，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是世界上最高的，虽然大城市的收入也高，但是房价更高。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主要因为是房价高，其他如衣食住行，大城市并不比小城市贵很多，教育成本如果是公立教育，也不会贵很多。所以大城市里，养育的高成本主要体现在房价上。这是大城市的生育率要低于小城市重要原因之一。根据七普数据，202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3，其中上海和北京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仅有0.74和0.87，而山东、河南、江西等省份的总和生育率在1.4左右。
要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除了现金和税收补贴以外，还需要对多孩家庭买房被贴的政策。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比如说返还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或者在高房价的地区，可实施一孩房价九折，二孩房价七折，三孩房价五折的政策（不超过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这部分补贴的成本可以通过增加人口流入地区和大城市的住房土地供应来覆盖。
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20%左右，每年多生200万个孩子。
3）增建托儿所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9年中国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达到68.6%，而世界平均水平为52.6%。由于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比较高，当今中国很多夫妻都是双职工。大量年轻人不敢生育二孩三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高昂，这特别体现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学的困难上。尤其是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严重缺乏。原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我们建议把0-3岁孩子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至少十万个幼托中心。按照0-3岁有4000万儿童计算，每个儿童补贴20000元的营运费用，结合50%的入托率目标，每年大概需要4000亿左右的财政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