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教育性支出的因素(影响教育支出的因素有哪些)
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10%左右，每年多生100万个孩子。
以上三项是最重要的鼓励生育措施，总共需要的财政投入占GDP的5%左右,能够大幅降低养育成本，有效提升生育率。
我们做了各个国家鼓励生育力度和生育率的一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平均拿出1%的GDP用于鼓励生育，生育率就会提升0.1，当然这只是相关性，只能支持而不是证明鼓励生育有效。但也并没有数据支持鼓励生育无效果。一些北欧和西欧国家出台了慷慨的鼓励生育政策，同时获得了比较高的生育率。例如，法国和瑞典都拿出3-4%的GDP鼓励生育，他们的生育率也在1.8到1.9，接近更替水平。相比之下，南欧国家鼓励生育的力度普遍只有GDP1-2%，生育率则普遍低于1.5。近几年，德国加大了原来偏低的鼓励生育的力度，生育率也有所提升。
由于中国的生育成本相对于收入比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高，和生育率最低的韩国差不多，所以中国需要把1.1生育率提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1.6就需要比他们更高的鼓励生育的力度。5%的GDP差不多可以把生育率提高到1.6左右。虽然离更替水平还比较远，但是低生育率问题至少不比发达国家更加严重。
除此以外，我们还提出以下几项鼓励生育的建议，有些项目只需要较少或者不需要的财政投入，但是却需要在观念和法律上的调整，效果不如前几项大也没有那么快，但是由于中国的生育率问题太严重了，各种提高生育率的措施都是非常值得考虑的。
4）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
本文所说的“育产假”，包括女性产假、男性陪产假和父母育儿假。目前我国的产假规定是：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难产的，应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可增加产假15天。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省份都已通过新修订的人口与计生条例，普遍延长了产假，并新增育儿假。
如果仅仅延长女性育产假，不可避免会导致企业不愿意招聘女性，从而加剧女性在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为了减轻职业母亲生育小孩的后顾之忧，政府应承担产假期间的用工成本。另外，我们建议出台男女相对平等的育产假政策，这将有利于保障女性在就业和职业发展上的权益，纠正就业上性别歧视的现象。
从国际经验来看，很多高福利国家都有比较长的产假和育儿假。例如，瑞典的生育政策鼓励夫妇双方参与育儿。目前，瑞典父母一起可以获得480天的带薪育儿假，这当中父母双方各享有90天不能转让给对方的育儿假。这主要是为了确保公平和父母共同承担育儿责任。近几年瑞典的生育率在1.8左右，在欧洲国家中仅次于法国。
欧洲等国的经验表明，在父母育儿假制度中融入家庭角色的性别平等观念，通过法律规定父亲的家庭责任，不但能促进男女两性职场中的机会平等和家务劳动中的责任分担，而且有利于消除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
估计效果：这部分措施能够提升生育率3%左右，每年多生30万个孩子。
5）引进包括外国保姆在内的外国劳工
虽然有育产假和托儿所，但是对于职业女性来说，看护小孩还是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其实还可以通过雇佣保姆来帮忙做家务。
但在中国城市，雇佣全天看护孩子的高价保姆已经超出了很多城市白领的经济承受能力。例如，上海有经验的保姆月工资已经上万。而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雇佣来自东南亚国家保姆的工资就会低得多，会让这些家庭节省不少费用。
以中国香港为例，根据香港政府的统计数据，2013年平均每三个有孩子的家庭，就有一个家庭雇佣外籍保姆。2019年中国香港共有外籍保姆39.9万人，其中来自菲律宾的有21.9万人，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有17万人。外籍保姆的最低工资为每月4630港元，平均工资为4765港元，相当于4000元人民币左右。按照中国现在大城市保姆工资平均10000元来计算，每个保姆可以为服务的中国家庭每月节省6000元人民币，每年节省7.2万元。中国香港只有750万人口，雇佣的外籍保姆近40万人。中国大陆如果引进300万外国保姆，相当于每年为这些家庭总共节省2000多亿的费用。
从人才引进角度，中国也应该更大力度的促进各类人才引进，尤其是为海外华人回国发展创造便利的条件。不过中国不是一个传统的移民国家，对于国际人才吸引力可能远远不如美国。移民不太可能成为解决低生育率的主要手段。尽管如此，为了促进交流和降低用工成本来说，有必要更加开放地接待各种人才和外国劳工。引进大量临时的外国保姆，可以对降低生育成本有直接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