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考古的教育家(孩子想当考古学家)
【著书者说】
作者：苏恺之（考古学家苏秉琦之长子）
编者按
苏秉琦先生与夏鼐先生并称考古学界的“苏夏二公”，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作为考古教育家、考古理论家、考古思想家和考古实践家，苏秉琦是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开创者之一。他87岁时完成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以60余年的考古生涯为主线，回顾了在实践中探索考古学科理论和方法所走过的艰辛道路，反映了中国考古学的成长历程和探索中国文明起源方面的主要成就，堪称“中国考古学的世纪之作”。日前，苏秉琦先生的长子苏恺之撰写的《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一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今天，我们约请苏恺之先生讲述书里书外关于其父苏秉琦的故事。
提起家父，我有很多话要说。虽写了25万字的书稿，仍觉意犹未尽。另一方面，我仍然不能用一句话或是近百个字来概括我对他的想法。
《我的父亲苏秉琦》
苏恺之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回想2014年秋，我拿着一沓纸质书稿迈进三联书店大门之时，只求此书出版后能够有一些大中型的图书馆收藏了它，让后人知道那些即将烟消云散或已被人淡忘的历史，就很知足了。未承想，出版之后还有很多读者购买。我清楚，这绝非来自执笔的我，而是有人乐意了解或者怀念苏秉琦先生。父亲1997年离世时，我即将退休。打那儿，我开始慢慢地整理父亲的书房。12年后的2009年，我有幸参加在牛河梁遗址举办的纪念苏秉琦诞辰百年暨牛河梁大遗址开工典礼。令我很感动的是，有那么多人在缅怀、纪念这位老人。但另一方面，在和与会者的谈话中，我感到许多往事慢慢散去，一些零散的书面资料也终将飘零，不少年轻人对几十年前的历史知道得太少。于是，我便萌生了写几篇文章的念头。随即想到，倒不如出本小书集中记录。
写作延续了六年，激情没有衰减。此间许多友人向我说了他们对苏秉琦先生的见解，提出了写作建议。他们提供了关于我父亲的几个面向：他是中国考古学教育的主要奠基人；他是中国考古学诞生、成长、走向成熟的见证人、执行人与推动者；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仁者；他是中国考古学界优秀的思想者，他的新思想曾引领激励着许多新课题、新认识的出现，他的方法论为其特色；他是一位“勇者”，从“文革”的大浪里游过来了，在古稀之年达到了学术的黄金期。这些意见都自有其道理，也都让我受益。在这许多面向并存且没有明确答案的困惑中，我的写作摸索前行。但我心中有一点是很明确的，而且在写作后期越发强烈：他首先是一位炽热的爱国者，其次是一位忠于中国考古事业的献身者，再次是一个好人——几乎没有与人红过脸的好父亲、好丈夫、好同事、好老师。
在田间地头休息时，苏秉琦也在痴迷于研究陶片（右为吴汝祚，1977年摄于河姆渡遗址）。
我先是试探性地写了几个片段作为自用的素材，本想由此摸索出写作提纲，却越发觉得不顺手。是以理性思维逻辑做指导，还是依从感性脉络书写？故事的空间与时间如何穿插？各个人物之间以及他们与标题之间的交叉如何处理？甚至是，应该按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来写？……于是“出于无奈”，我索性抛弃了提纲，大致按照时间顺序把回忆起来的情节列出。就在写出一大半之后，出于巧合，我到长春出差，顺便拿着这部底稿见了一次“公婆”——请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赵宾福老师提提意见。他用了一个夜晚看了前半部，次日就劝慰并鼓励我说：“苏秉琦的正面或全面的介绍和评论，那是学科内专业人的事情，你把你这个当儿子的所见所听献给读者就可以了。”终于，我安下心来。日夜兼程，克服了疾病困扰，我把这“原生态”式的回忆录交卷了。
按照时间顺序写，也就很自然地把内容对应了时代。在这个大洪流的时代背景之下，才有了他的经历、他的酸甜苦辣，造就了他的成果。由此，我内心很感谢三联书店的编辑，赞叹他们的眼力和功底，给书名加上了一个重要而醒目的副标题——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这“时代”二字，有分量。苏秉琦之所以是苏秉琦，之所以不能复制，全与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