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考古的教育家(孩子想当考古学家)
在几个时间节点的场景中，我回忆和记录了“时代、他的表现、我的感受”。比如1950年，我13岁，父亲41岁。那时他似乎有些培养我的打算，我这个少年也感到“他是很棒的”。当别人不搭理我的幼稚表现时，他却很明确地表扬我“会提出问题”。我长大后每每想起这些言语，都把它视为指路明灯。1960年,我23岁，他51岁。他竟能从历史知识出发，从我所看到的基层民众吃不饱饭的情况出发，预感到国家经济有危机。这让我对他产生了几分敬仰。1966—1976年，我看到了他在特殊时期的负重和拼搏，看到了他赤诚的内心。到了现在，我才开始体悟到，他对子女诸多的教导中，最重要的指点——自己对自己的认可，这才是最大的成功。
天津“泥人张”制作的苏秉琦头像
他在日常与我的多次谈话让我感到，作为历史学者的他更加清晰懂得，要从历史发展的眼光、从总趋势上去审视事物、要求自己。他比喻说，不要看重“时令小菜”“应时小炒”和时髦歌曲，而要做出几道受大众长久欢迎的“传统小吃名菜”“大菜”及传世名曲。
我父亲很爱学生，是真切实在的。他把教学当作报国途径，认可“教育救国”的思潮和行动。实际工作中，他教学态度好，也来自原本就很乐意做教师，而且有一种重要的潜在思想：做人不是光想着自己为社会的创造如何，还要寄托期望于下一代，所以发自内心地喜欢和学生说笑聊天。1946年，昆明学生被军阀镇压流血，傅斯年站在学生一边，他很赞赏佩服傅斯年。1947年，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学生们“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队伍途经我们宿舍时，他在宿舍大门口高呼：“热血青年啊，国家未来的栋梁啊！”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说：“我（在北大）看到一批批幼稚气未消的新生入学，心里有说不出的欣慰。”
他一向注意个性的发挥，曾说：“所谓的个性，也就是风格魅力。常说见文如见人，就是指文章表现出了写作人的风格特质，那是长期积累和逐渐修正、形成的，涵盖了他的道德修养、书中知识的积累与精神世界的提炼、社会活动的经历与经验，以及秉性的锤炼和提高。”
苏秉琦在侯马库房观看陶鬲。
最近我在一本口述历史的书中看到，学生们回忆说，苏秉琦讲的课“有些玄”。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我还没有确切答案。一个很粗略的猜测是，他是想让学生们课下慢慢去思考吧。我记得他告诉我，读文献时要特别注意，作者做完了铺垫而写到了某个关键地方时，也许还有点什么话，话到了嘴边反而不说了。而你，就是要在这样的地方做下记号，在心里记住它。常说的“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里说的“门”，不是基础知识，而是那个表现迟疑、没向你交代清楚的地方。好的学生定会留意这里，感到有滋味有嚼头。
我父亲很热衷中国考古学要有中国特色，对此我也有些感叹。外行的我觉得，中国幅员辽阔，历史绵延不断，有丰富的文化遗存，在一个层位里就有可能埋藏着不同时代的器物，我们用类型学可以把它们按时间排序，这在国外是少有的。这必然地会形成我们的特色，也是活生生的客观事实。在人文科学里，考古学该是最有条件和理由出现中国特色的。
在写作后期，2014年4月24日，我有幸参加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主办的“纪念陕西考古——斗鸡台发掘八十周年”大会。1934年4月24日，徐旭生老前辈以及紧随其后的家父等人，勤劳奋战，终于在宝鸡有了“陕西考古发掘第一铲”，掀开了陕西考古史的篇章。在抗日烽火中，在国家危难时，考古学家们依然顽强地探究中国的古代史。我也更理解了父亲：是那个特殊的时代，造就了那个时代众多非凡的学者，他们又以非凡的成就回报了那个时代。
（本文图片均选自《我的父亲苏秉琦》）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14日12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