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幼儿社会性教育活动的根标(评价幼儿社会性教育活动的根本标准是什么)
侯奇江
争取堕胎合法化是美国女权运动的重要诉求，但反对堕胎的不仅有反女权主义者，也有女权主义者。
5月初，美国一份意在否定宪法中女性堕胎自由权的裁定稿遭到泄露，成为美国法律史上罕见的泄密，也立刻震动美国舆论。这份长达98页的意见裁定稿由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塞缪尔·阿里托（Samuel Alito）撰写，他认为美国法律体系中原本没有支持执行堕胎的宪法权利，而1973年“罗诉韦德案” （Roe v. Wade，以下简称“罗伊案”）是一个考虑不周且充满漏洞的决定，并认为每个州享有对公民堕胎的管理权，包括可以禁止堕胎等。美国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一方面证实了泄露文件的真实性，同时发表声明表示泄露该文件是对美国司法的“背叛”，并将要调查泄密来源。此后不久，美国总统拜登呼吁选民通过投票来保护堕胎权。美国各地立刻出现大量的抗议者，“我的身体、我的选择”等口号在抗议者高举的纸板和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围绕堕胎争议，美国本就矛盾而撕裂的意识形态之争再掀高潮。
当地时间2022年5月4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泄漏的一份意见书显示最高法院将可能推翻保护女性堕胎权的罗诉韦德案，引发广泛争议，呼吁堕胎和反堕胎人士在美国最高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
在本次泄露的草案中，阿里托所攻击的“罗伊案”发生于1973年——正处于第二波女权运动在美国社会迎来高潮的时代。该案的判决论述了妇女堕胎权的正当性，并且把怀孕周期分为三个阶段，就堕胎作出细致而详尽的限制。由于最高法院判决具有全国性约束，它推翻了当时美国各个州的反堕胎法，结束了美国从19世纪起沿用英国习惯法把堕胎视为重罪的历史，被认为是当时的美国司法顺应堕胎权力运动的产物——女权运动在美国司法干预所取得的胜利之一。
然而，围绕堕胎权的政治争议并未就此偃旗息鼓。罗伊案的胜利反而更像是一个起点，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反堕胎运动的力量日益强大，堕胎法案不断遭到挑战和修改，拉锯和斗争经久不衰，愈演愈烈。从1976年的海德修正案（Hyde Amendment）到1992年的“计划生育诉凯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各种各样的限制和阻碍反挫了“罗伊案”中对女性堕胎权的支持。州级政治通过立法或行政对女性作出更多的堕胎阻碍。2021年，美国多个保守派立场的州颁布了“心跳法案”，禁止女性在怀孕六周后堕胎。同年9月，该法案在德州生效，甚至规定哪怕是强奸乱伦导致的怀孕也不能在前一次月经的六周后堕胎，并且鼓励民众举报协助或者教唆女性堕胎的人。
本文把堕胎权的争取和所遇挫折，放回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中。尤其从反堕胎阵营的角度剖解往往被忽视的“反女权主义运动”，以展示女权运动面临的阻碍和女权运动自身的复杂性。实际上，当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女权运动在美国主张消除性别歧视、要求男女平等，并借由政治组织和政治运作发展壮大的同时，反女权的力量同时逐步形成气候。后者一方面要求维持巩固女性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家庭角色，重申宗教等传统道德和保守价值观，同时也成为反对堕胎合法化的重要力量。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女权运动还是反女权运动，二者都不约而同地把维护或修正宪法、制定新法作为寻求政治权力的途径之一。而堕胎问题，在医学和生殖技术之外，同时涉及家庭再生产、道德、法律和宗教等各个方面，浓缩了美国不同性别、宗教、阶层等各个阵营的利益纠葛。就此，堕胎合法化与否的斗争成为美国法律、政治和文化权力斗争的最典型的代表。
反堕胎——反女权运动的旗帜
20世纪50到60年代，冷战中的美国迎来历史上特殊而又动荡的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嬉皮士反文化运动、“新左派”激进运动、反越战和平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交相呼应。逐渐普及的避孕技术、男女平等的思想和性解放思潮之下，社会氛围多元而激进，强烈地冲击着美国人的社会观念。然而，这些年的社会运动与自由思想并非长期占据美国历史的主流。实际上，美国是受到基督教文化影响深重的国家。由于欧洲移民北美大陆的历史沉淀，盎格鲁-萨克逊的基督教新教思想不仅成为美国的开国立足之本，这个烙印也深深地打入了这个国家的文化基因中，是塑造美国国民特性、美国价值观的精神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