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幼儿社会性教育活动的根标(评价幼儿社会性教育活动的根本标准是什么)
换言之，女权运动和反女权运动本身是美国女性内部的巨大分裂，女权运动当时所争取的女性进步和权利并不符合每一个美国妇女的具体利益。美国南北战争前，出身农场主和富裕家庭的女性是反对女性投票的主力军，她们担心政治权利的改变会动摇她们的社会地位。在1970年代及以后，家庭妇女成为反女权运动的中坚力量。对她们而言，打破传统的家庭模式会直接导致她们失去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她们也感受到了来自职场女性的“趾高气扬”。男女平等的法律会推翻针对女性的特殊保护条例进而损伤她们的直接利益；堕胎权则直接否定了她们社会存在和人生价值的重要体现：生儿育女。
表面看来，宗教、文化和价值观是女性反对堕胎、反对女性解放的直接动机，但这些女性所处的经济结构和教育、职业状态，也是使她们坚决维护传统家庭模式，反对堕胎和女权运动的根本原因。1970年代前后，美国在越战中失利，继续和苏联对峙，而美国内部经济增长缓慢，进入通胀和失业率双高的大滞胀时期。保守势力裹挟反女权运动的意见，把这一时期的美国家庭暴力、动荡和失业等社会问题推诿给女权主义者；再加上美国中下层年轻男子害怕在家庭中失权，也担忧女性获得更多的教育、进入职场会导致他们就业空间被挤压，几方很容易联合起来，构成更占优势的反女权运动。总而言之，女权运动的衰落和女性堕胎权的被挤压、退步，在这一阶段的美国历史中有特定的人群基础。
女权主义者一定会反堕胎吗？——女权内部的堕胎分歧
如果说美国第二次女权运动遭遇了有力的反攻并且曾一度走向落寞，那么如今，在经历了特朗普执政，以社交媒体为主要阵地的新一轮女权运动中，是否支持堕胎也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承接此前数次女权主义运动的成果和理念，女权主义者一般认为女性拥有身体和生育的自主权，因此女性有权决定是否怀孕、何时怀孕，以及是否成为母亲的人生选择，进而成为堕胎提议中的“选择派”。但并非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是坚定的堕胎权支持者。反对堕胎的女权主义者（Anti-abortion feminism），或者倾向维护婴儿生命权的女性主义者（Pro-life feminist）与“选择派”的分歧，事实上是女权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追求性别平等、维护女性自身权利和利益共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自1970年代就成立的“生命派女权主义者”（Feminists for Life）是较为著名的反对堕胎的女权组织，发展至今有很大的影响力。与半个世纪前反女权运动中出于更纯粹的宗教理由而反对堕胎不同，许多成员首先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并且认为是站在女性的出发点反对堕胎。在对“生育选择权”的攻击里，生命派给出的理由是：堕胎根本不是一个“个体化”的自由选择，是否怀孕或者堕胎的偏好高度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很多女性被逼无奈去堕胎，是因为她们缺乏经济资源和情感支持，是因为意外怀孕和成为母亲将使她们备受歧视。“是成为母亲还是继续接受教育发展职业？逼迫一个意外怀孕的女性在二者之间选择，并不是一种由自由意志作出的选择，而是一种父权制对女性生育强制作出的社会支配（society dictates）。”
反堕胎运动 “女性值得更好的”（Women Deserve Better Campaign）主张，社会应该向女性提供包括提供意外怀孕所需要的一切支持，即“更好的选择”。相比堕胎，社会应该提供更好的性教育，更健康的、可负担的避孕支持，支持女性性独立、性自主、性安全，尽可能消除一切“不在计划内的意外怀孕”，即保障“（怀孕前的）性行为的绝对自主”。以及，如果真的发生意外怀孕，社会应该消除对怀孕女性的歧视，营造支持女性生育环境。例如，社会福利应该提供产险、产假等生育保障，教育和职场应当消除对孕妇和母亲的歧视，向女性提供生育支持。只有通过尊重女性、肯定生命，社会才能消除“谋杀婴儿”的堕胎需求，堕胎问题才可以从“女性”和“婴儿”对立的僵局中突破。社会都应该制造一个循序渐进的、周全的计划消除“堕胎”，这不但符合女性的利益，也符合儿童发展的利益。
在政治实践中，“生命派女权主义者”在美国的媒体和校园里异常活跃。她们积极地有针对性地对大学生进行游说和演讲，以改变新一代女性主义对待堕胎的态度。支持这一理念的学生组织也在呼吁学校能够包容意外怀孕的学生，提供怀孕友好的教育环境，改善学校的哺乳设施等，以降低意外怀孕学生的堕胎偏好。生命派女权主义者也一直积极活跃参与州和地方相关司法案件。2021年11月，在美国最高法院对密西西比州15周堕胎禁令听证会上，“女性学者和专家”（Women Scholars and Professionals）的反堕胎女性组织提出，“堕胎是阻碍性别平等的”。首先，不论终止妊娠的手术成功与否，她们都认为堕胎是一种对女性身体的伤害。其次，她们认为，堕胎不会让女性的身心和经济处境更好，而女性堕胎是对“男性视角下的生子规范和经验的认可”。与上述“更好的选择”理念相呼应，她们认为 “支持生命就是支持女性”（Pro-life is pro women），提出应该改变的是工作场所和社会其他领域，消除“母职惩罚”，对怀孕的女性和母亲提供更友好的支持，让成为母亲的女性得到更多的平等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