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幼儿社会性教育活动的根标(评价幼儿社会性教育活动的根本标准是什么)
支持堕胎的女性主义者和反堕胎的女性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复杂而纠结。简言之，自由和生命的冲突仍然是不同派系女性主义之间对堕胎权冲突的核心。生命派女权主义不认为堕胎代表了女性的最佳利益，并且认为女权主义——既然要追求所有人的平等，就要承认胎儿的人权。有一些非暴力女权主义者把堕胎视作是暴力的，进而抵制堕胎。有生命派女权认为自己在纠正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中反对堕胎的历史错误，并且真正解决女性面临的生育问题。与之对应，支持堕胎的女性提出了激烈的反驳。她们表示，生命派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全方位改善女性怀孕环境、提供支持系统的奋斗目标也是选择派女权主义者的最终理想。但目前的现实情况下，生命派女权混淆了终止妊娠手术的医疗可获得性、堕胎的社会道德和陈规，以及堕胎合法化去罪化这三个相关但不同的议题。在其他现实条件无法在短期变得更好之前，向女性提供可负担的、相对安全的妊娠终止手术是两权相害取其轻的选择。而目前反对堕胎权，就是在“几个糟糕选择中，剥夺一个意外怀孕的女性能选出的那个最好的可能性”。
尤其随着如今美国社会环境的改变，堕胎争议和女性主义者内部的辩论，成为展示女权运动新的发展和自身的复杂性的一个窗口。除了上述“女性中心视角的反堕胎观点”，反对堕胎阵营中依然混有保守右翼势力、千禧一代的福音派女权主义等等不同光谱的群体，因此反对堕胎的意见鱼龙混杂。这些多样且嘈杂的主张与支持堕胎的女性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旷日持久。很多女性主义者根本拒绝承认“反对堕胎的女性主义者是女性主义”，另一些女性主义者则持有开放心态，愿意保持对话。2017年的美国女性大游行，女性主义者走上街头，反对彼时特朗普政府表现出的性别歧视。该游行也恰好正值罗伊案44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支持女性身体自主、堕胎合法化的标语随处可见。同时，反对堕胎的女权主义组织——其中不少人对特朗普的厌女言行也表示反感，想要报名加入游行队伍，遭到了不少其他支持堕胎权的女性主义者的排斥。女性主义内部的分裂程度可见一斑，选择权和生命权的斗争在女性主义者的内部仍将是一个漫长的较量。
堕胎的党争与司法干预的有限——回归民主政治的解决方案？
美国女性主义运动——不论是女权的还是反女权的，不论是支持堕胎的还是反对堕胎的，都有着通过司法干预和立法斗争实现目标的传统。此外，双方各自也会发动力量，利用政治选票和游说来改变美国的政治进程，影响地方甚至联邦官员的任命。从美国党争的角度来看，自罗伊案之后，堕胎问题成为了美国大选两党必须表态、争取关键性选票的固定命题。20世纪70年代，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为了赢下南方白人的选票，奉行“南方策略”，将反堕胎作为吸引天主教选民的战术。但是，上台后他签署了向贫困女性提供资金堕胎的法案，在行动上成为支持堕胎的总统。在此后，共和党逐渐与福音派右翼等保守主义结盟，民主党则与自由派连接，两党的堕胎立场日渐鲜明，逐渐走向分裂。再往后，从里根到克林顿，从小布什到奥巴马，共和党和民主党候选人轮番当选美国总统，堕胎问题上也呈现出反对和支持来回摇摆的更替模式。
当地时间2021年9月29日，美国华盛顿特区，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议员听取德克萨斯州堕胎法的审查。
堕胎议题本身如轴承一样撬动了性别政治、司法实践和党争政治三者之间的齿轮，成为美国文化战争最为焦灼的一个战场。三个平行纠缠的社会逻辑清晰可见：一是如潮水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女权运动和反对它的保守文化，前者意味着进步自由和性别平等，后者强调传统道德和保守伦理。二是左右政党已经把堕胎列为政党行动和政治纲领，以明确的立场吸收选民，造成了换届即反复的行政命令；三是美国的司法程序则在政治变化和社会思潮中斡旋，艰难地平衡传统（先例）和现实（民意）。就此，自由或保守的价值观，司法的政治理念与行政的国家治理相互交织影响。
从结果上来看，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分别采取截然不同的对立立场，把堕胎争议简化成一个有效议程，争取特定群体的选票，实质上也用党派区别隔阂了不同意见的群体。兑现政治承诺的选举思路在某种程度上框定了堕胎相关的行政命令，堕胎于民主渠道而言，成为一个左右阵营来回摇摆的大锤，无益于促成对话寻求共识。其次，从司法程序的角度，总统在法官任选上的高度政治化，直接影响了最高法院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法官人选构成比例，更对美国女权司法实践的走向发挥着决定性的因素。到特朗普时期，宗教右翼势力抬头，保守派和自由派在包括堕胎权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上分歧升级，社会撕裂极化。虽然特朗普本人在媒体前的言论前后矛盾，时而是“选择派”，时而是“生命派”，但他执政期间恢复了“墨西哥城政策”（Mexico City Policy），禁止联邦政府向支持堕胎的海外非政府组织（NGO）提供资金。他在任期提名了三位保守派大法官，成为今日推翻罗伊案的直接威胁。学者李勇在对美国女权诉讼经典判例的分析时就指出，如果女权诉讼想要在最高法院取得成功，不但需要挑选合适的案件，更要等待有足够多的大法官的支持。在本次文件泄露之前，美国媒体和社会普遍猜测罗伊案已经岌岌可危会被推翻，这与目前6:3的保守主义大法官占据绝对优势的比例直接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