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幼儿社会性教育活动的根标(评价幼儿社会性教育活动的根本标准是什么)
如今堕胎权的争取在美国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社会条件。近年来美国内部的贫富差异和经济不平等日益严重，中产阶级缩水且两极分化，社会流动固化，经济结构增长的挑战也带来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学者王恩铭指出，中产阶级的严重缩水是2016 年美国白人工人几乎以一边倒的方式投票支持特朗普当选总统的深层次原因。尽管特朗普未能连任，但相关的社会问题依然存在，社会撕裂和矛盾冲突不断升级，而堕胎问题只是特朗普后遗症中的美国社会需要挣扎的矛盾之一。本次最高法院泄密事件，也踩中美国新一轮换届选举打响中期选票争夺战的时间点，很难说完全没有借助堕胎议题引爆两党政治斗争的意涵，也引发了特朗普回归的忧虑。
堕胎权在最高法院的挫折，不意味着美国女性完全无法保障自身的权益。在对堕胎权争议的评价中，学者任东来认为司法干预的效果有限。“一个无法用民主政治解决的问题，同样无法由法院来解决。”如果说半个世纪以前，罗伊案说明美国的政治问题迟早变成一个法律问题，那么今天罗伊案可能要被推翻的变化也说明，至少在堕胎问题上，司法问题可以重新转换成政治问题。而美国的民众政治程序提供了实现堕胎合法化的另一个路径——司法干预无法完成的任务，还可以通过立法完成，只要能够符合“多数原则”。泄露事件后，美国总统拜登明确表示支持女性堕胎权，他称，“如果最高法院推翻罗伊案，保护妇女生育选择权的责任就落在各级政府的官员身上”。他呼吁选民在11月的大选中支持相应的候选人，通过投票维护女性权益。“在联邦层面上，我们需要更多支持堕胎的议员，以加快堕胎合法化的相关立法。”
美国女性堕胎权将要何去何从，本质上仍然取决于如今美国的历史条件，即持有不同价值的人口结构分布，以及代表他们利益团体的力量角逐。接下来的问题是，相比罗伊案刚刚裁决的半个世纪前，今天举着标语进行抗议的堕胎支持者、在社交媒体上加上标签讨论性别意识的女权主义者和在美国政治运作中付诸实践的“选择派”行动者，那些不论是什么阶层、什么肤色的堕胎权支持者，能否在投票箱和听证会中重新寻回到性别平等本该给女性承诺的自主和自由？女性主义者又如何继续和美国社会中余威尚存的男性中心主义的保守势力斗争，以保护各种意义上争取堕胎权的果实？除了让性别平等的理念能真正深入人心，更新社会道德，转变传统观念之外，生殖政治能否成功与经济模式、意识形态等因素紧密相关？美国社会仍需要一系列的社会结构的调整变化，包括调整公共医疗资源的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解放人口再生产和家庭模式等等。否则，美国女性主义运动还是昙花一现，是终将褪去的“浪潮”，堕胎权也只是可以任人朝令夕改的“摇摆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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