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对校园欺凌会怎么教育(对于校园欺凌学校应该怎么做)
（二）法制观念之“薄”
校园欺凌频频发生且难以破解怪象的另一原因在于学生法制观念的薄弱。
课题组分析，欺凌行为多发生在10-16岁的青少年群体中，由于未成年学生群体阶段性发育的特点，他们的心理发育与生理发育通常会出现短暂失衡的状况，导致心理成熟的程度不足以支配和控制其身体的行为。因此，他们经常会出现遇事不冷静，易冲动、易爆发的情况。且此阶段学生往往专注于课堂学习，普法教育严重短缺：一方面，欺凌者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构成欺凌，或是内心清楚但不以为然，认为自己还只是学生，最了不起的惩罚就是不读书罢了。往往在他们的内心中，“欺凌成本”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殊不知他们已经在触碰法律的红线了。另一方面，受欺凌者在遭受欺凌时通常会不知如何处理，加之欺凌者往往会威胁其不允许告知教师或家长，出于内心的恐惧及法律意识的淡薄，陷入了越不敢说就越容易被欺负的“欺凌陷阱”。课题组的调查数据显示，遭受欺凌后选择“藏在心里”的学生经常遭受欺凌的概率为45.2%，而选择“跟父母说”的仅占比11.7%，“跟老师说”的仅占比14.3%。
（三）教师惩戒之“困”
与其他欺凌事件不同，校园欺凌主体大多为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均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保护范围之内，且欺凌行为存在着“界定难、取证难、处理难”问题，难以进行刑事或者行政处罚，依法只能予以训诫。
学校在面对欺凌事件时，处于政府部门与家长之间的“夹心”位置，同时承受两方面压力。由于缺乏教育惩戒权，缺少法律顾问和专职心理教师，学校欺凌治理权能有限。一方面部分教师出于班级团结、工作绩效或学校声誉考虑，不及时上报校园欺凌事件，造成校园欺凌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由于欺凌事件的处理缺乏法律依据，稍不注意便会造成“惩戒滥用”，教师也不能打学生，如果教师打了施暴者学生，那么他的父母会认为老师滥用权力，而当学校遇到此类事件时没有惩处的标准，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进而陷入惩戒之困——尽管《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规定，应当给予欺凌行为严重惩戒，给予了教师一定的惩戒权，但对于具体的欺凌行为定义及惩处仍有待完善。
（四）校外教育之“缺”
课题组调查数据表明，校园欺凌多与原生家庭具体状况存在关联，家庭的干预能够显著降低校园欺凌的发生，但实际上家庭有关校园欺凌的教育严重缺失。
学生的父母往往忙于工作，对子女的关心大多停留在学习成绩上。另一方面，家长通常会告诉子女在校“别被欺负了”，但是很少有家长告诫子女“别欺负他人”，往往只有子女遭受到他人欺凌后，家长才重视对子女的欺凌教育。
此外，校园欺凌虽名冠“校园”，但其发生并非局限在校园内，校园周边亦为欺凌行为的高发地，但极少有校园周边的社会群体参与到欺凌行为的教育及预防之中，校园欺凌的校外教育严重缺失。
欺凌治理的四字要诀
（一）排查用好“细”字诀
教育部曾多次强调，各地应当“建立健全校园欺凌治理长效机制”，但部分学校处理校园欺凌事件经验不足，缺乏科学的排查工具和手段，且重视程度不够，导致校园欺凌现象时有发生。
校园欺凌治理的基础在排查。课题组建议，细致的排查工作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其一，建立校园欺凌排查机制，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敦促学校开展各类自查活动，基于学校的自查结果进行复查，并开展不定期抽检。在排查过程中不能漏掉任何一个可能被欺凌的学生，形成专项调查报告并及时公布。其二，完善校园欺凌排查基础设施，在学校各处死角安装监控设备，引进智能监管平台，一旦监测到疑似欺凌行为的发生即刻发出预警，并留存现场监控视频。
（二）惩处用好“严”字诀
当前少年司法领域配套建设的缺位，导致发生学生欺凌时惩戒手段不多。未成年人保护和未成年人刑事惩戒之间缺乏过渡惩戒机制，由于不到刑事责任年龄，往往只能以当事学生道歉、学生家长民事赔偿等方式从轻处理，惩戒力度不够。校园欺凌的惩戒不严，导致欺凌行为发生的成本较低，无法加强欺凌者自身的顾忌。
课题组建议，校园欺凌事件处理中必须确立“零容忍”原则和及时性原则。应明确规定学校和教师对任何校园欺凌事件必须予以解决而不能搁置或推脱，以保护学生合法权益和最低伤害原则为指导，建立校园欺凌治理的激励与问责机制，激发教师对校园欺凌治理的主动性。要求教师将欺凌事件细节及处理措施和处罚结果记录在案，同时向上级报告事件调查与处理情况。采取帮扶与严惩相结合的方式：对于情节较轻，并未对受害者造成严重影响者，应公开道歉、认真检讨并适当补偿；对于情节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学校应当予以停课、开除处分，并记录在个人档案之中，更有甚者必须坚决依法惩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