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绍庭（严绍庭墓志铭）

严嵩柄政期间，京城内外流传着“大丞相、小丞相”的说法。“大丞相”指严嵩，“小丞相”指严嵩的独生子严世蕃。人们还愤恨地诅咒：“此时父子两阁老，他日一家尽狱囚。”

>严绍庭（严绍庭墓志铭）

严嵩害死夏言、再任首辅时，年已七旬。嘉靖三十八年正月，他年登八十，明朝阁臣实未尝有，皇帝特赐其岁支伯爵之禄，出入西苑乘坐肩舆。他执政日久，耄而智昏，精神衰惫，又日夜侍奉皇帝修仙，“竭赤匪懈”，故此无力处理朝廷日常政务，便将“事权悉付其子”，致使严世蕃“权倾天下”。

严世蕃狡黠机智，博闻强识，熟习典章制度，畅晓经济时务，而且精力旺盛，能任繁剧。尤其善于揣摩皇上的好恶喜怒，阳施阴设，无不中意。皇上时有要务相问，严嵩困窘不能作答，谋之幕僚，皆不称旨，而交之严世蕃，则引经据典，参综陈说，每获嘉奖。因此严嵩愈发依赖爱子，甚至将内阁大学士最重要的职权——为皇帝拟写圣旨（即“票本”、“调旨”）也交给他代办。他又召集严嵩的干儿子赵文华、鄢懋卿等群会票拟，结成奸党。“一票屡更数手，机密岂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满朝纷然已先知之。”例如嘉靖三十年，锦衣卫经历沈炼弹劾严嵩，皇上将奏本交大学士李本票拟，李本请教严世蕃。严世蕃乃同赵文华拟票停当，退交李本，李本照抄封进。即使弹劾严氏父子的奏本，也要由严世蕃票拟，“其余又可知矣”。

据说有这样一件趣事。嘉靖皇帝夜传圣旨，询问某事当如何处理，票拟颇难。严嵩与大学士徐阶、李本在值房仔细商议，每人各拟写一揭帖，提出处理意见，然后反复参酌修改，但终觉不妥，不敢誊清呈进。时已至四更，严嵩说：“当呼小儿来共评定，庶不忤上意。”便派人传请严世蕃速来。差人刚出，太监即来索取票拟，皇上立待回禀，已“嫌迟滞，有怒容”。严嵩犹豫不决，仍想等严世蕃来后商定。徐阶、李本说：“此事裁度再三，似已妥当，即使贤郎有高见，也不能超越于此，且上命严迫，难以再等。”严嵩不得已乃将三人商议的票拟誊录上呈。过了一会儿，严世蕃来到，见三人所拟底稿，连连摇头说：“未妥，未妥!”话音刚落，太监便将三人所拟揭帖拿回，皇帝朱笔涂抹多处，令再拟来看。严世蕃执笔重新拟写，上呈之后，皇帝果然满意，依拟照办。徐、李二公乃服。

关于严世蕃的暴戾和干练，还有一些传奇式的传说。他虽公事猥集，仍“饮食御女，日不暇给”。有时酒醉酣睡，恰遇严嵩有要事相询，便用金制脸盆，装满滚沸的开水，将手帨浸于其中，然后趁热提出，围头三匝，如此则醒，“无复酒态，举笔裁答，处置周悉，出人意料”。故此其父对之亦“慑服，凡有施行，俱不敢违，养成其恶，卒至诛夷”。

除代父票拟和为皇帝解答问题外，还要代父接见朝廷府部院寺大臣和地方官员，处理朝廷机务。朝臣向严嵩请示裁决，他则令其“与小儿议之”。起初尚问：“与小儿语未？”后来竟问：“与东楼语未?”（严世蕃号东楼，父在人前直呼子号为失礼）据说，若不见严世蕃，“严相亦不敢决也”。有时即使严嵩准许，而严世蕃不许，“卒弗许也”。因此相府之门每日如市，“庶僚之来谒事于小相者，肩摩踵接”。

严世蕃对诸大臣骄横无礼。朝臣拜谒议事，有终日不得见者，甚至有等三四日者，而且不敢流露出倦意来。即使是大学士徐阶、李本登门拜访，也要受到冷落和屈辱。他们来到之后，先要在厅堂等候许久，才会传出话来：“请缓之，中酒，需小卧乃起。”过了很长时间又传话说：“深酒不能起，以午未间（午时、未时）相见可也。”

对于阁臣尚且如此，对于平民百姓当然可以草菅性命。严世蕃铸制金、银、铁鼎，认为制造的“不如法”，便将铁匠陈连活活打死，事后只给银子十二两埋葬，而不受法律的制裁。

不仅儿子严世蕃以“小丞相”而操实权，即使老夫人欧阳淑端也干涉政事。太常寺典簿昝义金善于道家之术。欧阳氏染病，昝义金为之治愈，遂欲升其为太常寺丞。太常寺听命于礼部，严嵩便向礼部尚书吴山交办此事，严世蕃又命吏部文选郎中题奏。礼部祠祭司郎中徐学谟因其违反制度提出异议。严嵩乃对吴山说：“夫人意如此!”并怒骂徐学谟：“何物郎？乃梗吾家耶!”吴山劝说徐学谟不要得罪严氏父子，礼部遂奏准升任昝义金为寺丞。

严世蕃生子六，另有养子二人。他们皆因祖父、父亲而荫封官位。严绍忠诈冒军功，授锦衣卫镇抚。严鹄荫封锦衣卫千户，后升为锦衣卫都指挥佥事。严绍庭荫封锦衣卫千户，后升至锦衣卫指挥使。严绍庆荫授尚宝司司丞。严鸿、严绍康、严绍庚荫授中书舍人。严绍庠例荫国子生，授后府都事、宗人府经历。锦衣卫负责侍卫、巡察、缉捕、刑狱之事；中书舍人负责书写诰敕、诏书等事，皆为皇帝近侍之臣。

严世蕃身边还麇集了一群门客。他们除了为其出谋划策、聚敛财货外，还陪其饮宴戏嬉，故又称为“狎客”、“私人”。除赵文华、鄢懋卿、万等人外，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董份、工部侍郎刘伯跃、南京刑部侍郎何迁、南京通政司通政胡汝霖、南京光禄寺少卿白启常、湖广巡抚张雨、广西按察司副使袁应枢、右春坊右谕德唐汝楫、南京太常寺卿王材等皆与严世蕃朋党交通，狡佞无行。白启常甚至以粉墨涂面，引逗严世蕃欢笑。唐汝楫乃明代名臣吏部尚书唐龙之子，但却以父事奉严嵩，严嵩也以子畜养之。他可以直接出入严嵩卧室，关通请托，甚为世人所恶。严氏父子败落后，诸客相继罢斥，朝署为之一清。史家评论说，以鄢懋卿之干才，董份之文学，唐汝楫之门第，假若他们“持身克慎，恬静自守，皆可安坐而致通显”，但却“不自爱重，甘心为市井奴隶之行，卒之身名俱辱，为世所羞称，后来者可以鉴矣”。

严世蕃为求一笑，对门客恣意凌辱戏弄，门客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戏呼狎客王华为“华马”，王华便应声伏地，等候骑乘；白启常随即伏地作马镫，他遂蹬着白启常骑上王华之背，驱赶而行。一天，严世蕃与门客相坐，“适有余气（放屁）”。一门客厚颜无耻，用手搧拂着鼻子问：“何异香?”严世蕃佯装惊骇地说：“失气不臭者，病在肺腑，吾其殆矣!”这位门客也颇能随机应变，过了一会儿，又用手拂鼻说：香味已经没有了，只是“微有气”。严世蕃大笑，“以告所亲，盖亦轻之也”。

“宾客满朝班，亲姻尽朱紫”。严氏父子以血缘、亲戚、乡里、师生、门客、党徒结成庞大的权力网络，真可谓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典型地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封建宗法与封建政治相结合的特点。

严嵩父子败亡之后，人们在探讨其获罪的原因时，有的认为严嵩“为骄子（严世蕃）所败”。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严世蕃蔑视国法，横行无忌，不仅使自己身陷诛戮，而且增加了父亲的罪恶。不过从根本说来，祸根还是在严嵩的身上。是他视权力为私物而委之于子；是他“溺爱灭法”，“纵子为非”，酿成“纪纲陵夷，廉耻扫地，边备懈弛，闾阎困敝，夷虏交侵，盗贼蜂起”的危机局面，结果不仅自己身败名裂，而且“适足以杀其子”，断送了严世蕃的性命。